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主从犯责任的认定

根据《刑法》第26条第1款的规定，主犯一般包括：一是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，也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；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。要判定是否是主犯，除了犯罪集团中为犯罪活动出谋划策，主持制定计划，指使、安排成员的犯罪活动的人以外；在大量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共同犯罪中，对共同犯罪的形成、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性或者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。判断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，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，对结果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，另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对其他共犯人的支配作用，当一个共同犯罪案件有两个以上的主犯时，他们在起主要作用的前提下仍可能有区别，其责任的可能性也有差异，有需要我们综合主客观各种要素之后区别对待。[1]根据《刑法》第27条第1款的规定，从犯包括两种人：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，即对共同犯罪的形成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施、完成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；二是在共同犯罪中其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，即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、帮助创造有利条件的犯罪分子，主要指帮助犯，在一个共同犯罪中，认定从犯，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位置，对共同故意形成的作用、实际参与的程度、具体行为的样态、对结果所起的作用等进行具体分析。

通过对司法实践中许多非法集资犯罪案例的分析与研究，可以发现，以数人形式集合形成的共同犯罪是一种常态，虽然可能涉及的非法集资者人数众多，在形式上又借助于公司或者传销模式，使得在共犯认定中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挑战，但总体上来讲，其中主、从犯的认定与处罚还是相对比较清晰。

当然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往往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，而案发后则辩称自己未从被害人处接受存款，且其直接参与的犯罪数额无法确定；另外有些底层工作人员，只负责接受存款并开具收据，而不参与其他活动，案发后辩称自己不知情。对于这些非典型共犯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。[2]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各种主客观要素，合理确定追究层级，确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：一方面要查清楚其是否明知整个公司及其个人行为的性质，另一方面要针对其个人实际参与的行为，参照该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对于主观上明知自己在进行非法行为，客观上编造事实，虚假宣传，从中获得非法利益的，应认定为共犯。